數字鄉村既是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也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加快推進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近年來，我國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已取得了明顯進展，但仍然存在不少實踐困境和挑戰。目前，我國已涌現出了一批鄉村生產、營銷、治理、生活和創新等方面數字化轉型的典型模式，開創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新局面。

當前，全國各地基于自然、人文、產業等資源稟賦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等，加快探索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并涌現出一批鄉村數字化轉型先行經驗和典型模式。

(一)數字引領鄉村生產類

數字技術在農業農村的融合應用，極大促進了農業產業數字化的蓬勃發展，出現了一批數字引領鄉村生產發展的典型案例，例如：內蒙古扎賚特旗的“智慧”稻米、浙江臨安區的山核桃“產業大腦”、浙江象山縣的“紅美人”數字化、安徽長豐縣的“草莓之鄉”數字化、浙江桐鄉市的種苗數字化、山東高青縣的黑牛數字化等。

1. 基本路徑

一般而言，其基本路徑主要為，農田信息數字化監測、農田生產自動化管理、畜牧業數字化管控、漁業數字化管服、農業數字化工廠、農業數字化服務體系、農產品質量追溯數字化等。進一步地，其呈現為數字技術應用于農業產業(特別是各地特色農業產業)生產經營的橫向各領域和縱向產業鏈各環節構成的豐富應用場景，這些場景不僅包括特色農業的生產環節，還包括物流環節、營銷環節和金融環節等。而當前較高水平的則表現為農業數字化工廠，即設施農業和數字農業所集成建構的應用場景形態。

2. 發展機理

總體而言，其發展機理主要體現在，其一，數字農業發展的前提在于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而實現路徑應在經濟性考量下新建信息基礎設施，或對已有基礎設施進行信息化改造和利用。其二，數字農業發展必須要根據國情農情、產業結構、場景需要加快推進“算法”的開發，更要為“算法”提供豐沛、高質量的“數據”，從而為數字農業構建“智慧優勢”提供“算法”支撐。其三，數字農業發展必須推進應用軟件的開發，并且注重應用軟件使用界面的便捷性和友好性。其四，數字農業發展需要在政策層面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其五，應充分激發農業生產主體、服務商等的積極性，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風險分擔和收益共享機制，實現數字農業的持續運營和有效發展。

(二)數字帶動鄉村營銷類

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并且以電商形態由城及鄉擴散，無論是“數商興農”或是“互聯網+”農產品出村進城工程，再或是農產品電商直采、定制生產、建設農副產品直播電商基地等，都出現了諸多數字帶動鄉村營銷類典型案例，例如：江蘇睢寧縣的“沙集模式”、浙江遂昌縣的“遂昌模式”、山東曹縣的淘寶村集群、浙江義烏市的小商品營銷數字化、河北南和區的寵物食品產業數字化、河北肅寧縣的鄉村輕工業互聯網化等。

1. 基本路徑

一般而言，其基本路徑主要為，完善信息基礎設施，夯實鄉村電商發展基礎;制定產品標準體系，助力鄉村產品品質提升;開展品牌開發運營，打響市場知名度美譽度;應用電商新興方式，提升農村產品營銷效能;建設電商產業園區，促進農村電商集聚發展;加強電商人才培養，強化農村電商人才支撐;構建運營服務平臺，提供農村電商服務保障等。而就鄉村數商而言，一切數字技術應用的鄉村市場營銷領域，皆為場景。大體來看，鄉村數商應用場景包括農產品及衍生品電商化、鄉鎮工業品電商化、鄉村電商產業集群化、鄉村農文旅數字化等。

2. 發展機理

總體而言，其發展機理主要體現在，其一，技術的賦能效應。數字技術的出現，在生產和消費層面都引致了新的利益空間，促使了農村傳統產業形態邁向電商產業形態。其二，致富的示范效應。在電商發展過程中，追隨者看到利益空間，將消除其對風險的害怕而采取模仿行為，從而為農村電商蓬勃發展提供了持續動力。其三，知識的擴散效應。追隨者通過模仿、學習，發展農村電商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不斷邁向成熟，為各類主體投身農村電商發展奠定了基本的知識和能力基礎。同時，這種知識擴散效應的圈層式傳播，會在致富的示范效應下得以進一步加速。其四，產業的集聚效應。電商發展會驅動相關的主體、資源、產業、技術等要素向特定地理空間聚集，形成特性顯著的規模產業或者產業集群。其五，業態的拓展效應。數字經濟及農村電商進一步激發了“云農場”、鄉村休閑旅游、互聯網+農業、鄉村直播等鄉村新業態。

(三)數字賦能鄉村治理類

鄉村治理的數字化轉型是推進數字鄉村戰略的重要內容，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典型案例例如：內蒙古鄂托克前旗的智慧黨建、浙江龍游縣的“龍游通”、浙江建德市的“建村釘”、湖北宜城市的“百姓通”、上海寶山區的“社區通”、河南長垣市的“長垣微腦”+微警局、浙江開化縣的空間治理數字化、浙江湖州德清縣的“數字鄉村一張圖”等。

1. 基本路徑

一般而言，其基本路徑主要為，數字黨建，制度優勢轉為治理效能;村務管理，數字技術激活內生動力;綜合監管，精準增強綜治應急效能;環境整治，智能監測打造美麗家園等。就其應用場景而言，數字黨建主要體現在黨務管理、黨建宣傳、黨員教育等方面數字化;村務管理數字化主要體現在村務財務公開信息化、村民議事在線化、村務監督數字化、村民激勵積分化等方面;綜合監管數字化主要體現在基層網格治理、社會治安防控、流動人口管理、消防安全管理、鄉村法治建設、鄉村自然災害應急管理、鄉村公共衛生安全防控等方面數字化;環境整治數字化主要體現在國土空間治理、農村人居環境綜合監測、農業投入品追溯管理等方面數字化。

2. 發展機理

總體而言，其發展機理主要體現在，其一，管服一體，集成融合多重復合功能。鄉村數字治理能有效融合管理與服務職能，實現鄉村社會秩序穩固運行、鄉村社會風險主動應對、鄉村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繼而提升鄉村治理效能。其二，整體協同，以流程再造重塑治理結構。鄉村數字治理以“民眾需求”為導向，推動服務和治理的“下沉”，促進“群眾跑腿”向“數據跑腿”、“條塊分割”向“整體協同”的轉變。其三，精準閉環，全鏈條治理走向精密智控。利用大數據技術精準定位治理目標，精確識別治理問題，實現對鄉村的精密智控。其四，空間重構，治理主體互動規范權力運行。通過數字治理平臺組建不同類型的虛擬群組，實現鄉村治理走向線上線下融合的治理形態。其五，數據決策，“循數”治理提升治理決策科學性。通過數字技術匯集整合民情數據，可以實現“數字決策”，增強決策的合理性和科學性。

(四)數字服務鄉村生活類

數字服務鄉村生活，即利用數字技術手段實現鄉村生活的數字化和智慧化轉型。典型案例例如：江蘇張家港市的“一網通辦”、浙江安吉縣的公共服務數字化、新疆吉木乃縣的教育信息化、重慶市忠縣的鄉村教育數字化、重慶市大足區的智慧養老模式、浙江衢江區的“醫共體”建設、陜西省鎮巴縣的“數字鄉村+健康”等。

數字服務鄉村生活廣義上大致涵蓋鄉村數字化服務、鄉村數字化消費、鄉村數字化文化等方面。其一，鄉村數字化服務是狹義上的數字服務鄉村生活，指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基礎，由政府主導提供、社會參與運營，致力于提升鄉村居民在辦事、教育、醫健、養老等領域的便捷性和獲得感。就其應用場景，政務服務數字化主要體現在數字化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數字化政務服務下沉延伸、覆蓋鄉村全域的智能感知體系等方面;鄉村教育數字化主要體現在完善農村地區教育數字化基礎設施、打造基礎教育數字化平臺、建設多樣態課程數字化資源、農村社區教育數字化、農村本土文化數字化、農村教育公共服務人才培訓等方面;鄉村醫健數字化主要體現在醫聯體建設、互聯網醫院建設、醫療信息共享服務平臺建設、醫療服務流程數字化再造、建立農戶健康信息庫和電子檔案、鄉村醫療健康培訓和科普、鄉村重大疾病防控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等方面;鄉村養老數字化主要體現在設置基于智能物聯的養老裝置環境、搭建智慧養老(或加醫)服務平臺等方面。其二，鄉村數字化消費是指借助電子商務、移動支付以及數字技術的發展推動農村消費的轉型升級，促進農村居民的消費目的和消費方式的轉變。其應用場景主要是村民線上消費及其鄉村物流配送。其三，鄉村數字化文化是指通過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文明，激活廣大鄉村地區的文化活力，創造獨特魅力的鄉村文化。其應用場景主要是村民娛樂線上化、鄉村傳統文化資源保護傳承等。

(五)數字助力鄉村創新類

隨著數字技術在農業農村領域不斷滲透、擴散，各種以數字技術為基座、為中樞、為引擎的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紛紛涌現，極大地改善、提升、促進甚至深刻地改變著農業生產方式、農村生活方式、鄉村社會運行乃至農民思維方式。這些在農業農村領域中重塑了物理形態的產品和生產經營主體的價值創造邏輯，甚至重塑了生產經營流程、模式、業態的農業農村創新活動即為鄉村數字化創新活動。

其發展機理主要體現在，因數字技術的嵌入、數字資源的驅動、新生態系統的構建，引致了鄉村產品屬性的變化、價值創造邏輯的重構、生態體系資源的重塑、鄉村新業態的生成、鄉村經濟社會實踐模式的創構等。在此意義上，若暫且不論農業生產環節和領域的數字化，則具體如淘寶村、鄉村直播、鄉村數字普惠金融、數字減貧、縣域物流智慧共配等方面，皆可認為是較為典型的鄉村數字化創新。例如：山東曹縣的淘寶村集群、浙江寧海縣的客貨郵融合+“集士驛站”、山東惠民縣的縣域物流共配、云南彌渡縣的農文旅融合、安徽蒙城縣的數字普惠金融、浙江縉云縣的“幸福清單”、新疆阿克蘇市的東西協作電商發展等。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項目編號：21ZDA031)、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關計劃項目(項目編號：2021GH001)的研究成果。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吳彬副教授、浙江經貿職業技術學院金建東副教授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