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侄姐妹同嫁一人
福临的母亲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613年3月28日），卒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68年1月27日)，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她于天命十年二月初二日(1625年3月10日)嫁皇太极，时年十三，生有三女，即固伦雍穆长公主、固伦淑慧长公主、固伦淑哲长公主，一子即顺治皇帝福临。天命时期和天聪初，“宫闱未有位号”(1)，天聪六年，布木布泰被封为西宫妃，崇德元年，又被封次西宫永福宫庄妃，福临即位后，被奉为太后，康熙即位称太皇太后，死谥孝庄文皇后。
布木布泰嫁皇太极是当时努尔哈赤所奉行的满蒙联姻政策的结果。当时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女真新崛起，论实力不但不及南面的明朝，也远不如西面的蒙古。因此，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两代都积极与蒙古联姻，借以争取蒙古各部对满洲的军事支持，其中尤以与科尔沁部的联姻次数最多。科尔沁部是成吉思汗同母弟哈布图哈萨儿的后裔，在明末为蒙古东部的强大部落(2)。他们最初与努尔哈赤之间也是互有攻伐，彼此都希望能征服对方。最后却是通过互为嫁娶的和亲政策联为一体。
从万历四十年（1612年）努尔哈赤娶科尔沁明安贝勒之女开始，先后有十九位科尔沁王公女成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福晋、皇后和妃子(2)。其中就包括布木布泰，以及她的亲姑姑、皇太极的中宫皇后哲哲和她的亲姐姐、皇太极的东宫宸妃海兰珠。哲哲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嫁给皇太极为妻，以后直至皇太极去世，不论后宫新进多少年轻貌美的妃子，后宫名位如何变化，尽管她没有为皇太极生过儿子，却始终稳坐大福晋和中宫皇后的宝座，这与她背靠科尔沁势力有莫大关系。而科尔沁接二连三地将王公女嫁与日渐强大的满洲，自然也是希望借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因此形成了崇德后宫地位最高的后妃中，科尔沁五占其三的局面，这个情况为日后福临的登基奠定了基础。
继承人的问题
除科尔沁三女外，皇太极五宫后妃的另外两位也出自蒙古，都姓博尔济吉特，属阿霸垓部。她们都曾是蒙古共主察哈尔林丹汗的妻子，林丹汗败死后，被皇太极纳入后宫，以达到安抚察哈尔旧部的目的(3)。从皇太极五宫后妃的安排中，不难看出蒙古尤其是科尔沁在他心目中的份量，这样的安排，在子以母贵的传统中，意味着无论五宫后妃中的哪一位生子，都比其他妃子的儿子更有资格继承皇位，换言之，未来的大清皇帝，将很有可能身兼满蒙血统，这是最符合双方利益的安排。蒙古王公们对此安排自然是非常满意的。因此，当宸妃于崇德二年在五宫后妃中率先生子后，外藩蒙古的多位王公很快就相继上表称贺，皇太极更迫不及待地宣布这个新生儿为“皇嗣”并为之大赦天下(1)，除了他对于宸妃的恩爱之情，这个孩子的诞生的政治意义也是巨大的。
可是事与愿违，皇八子几个月后就夭折了。虽然布木布泰和西宫贵妃娜木钟随后相继生子，皇太极似乎始终没有再立储的打算，也许他是接受了皇嗣过早夭折的教训，想等皇子们长大后再考虑，也许他是在等宸妃再为他生一个儿子。但是三年多以后，宸妃病死。刚满五十岁的皇太极忽起不久人世之感，继承人的问题立刻变得急迫起来。而当时中宫无嫡子，两位蒙古后妃所生的孩子分别只有一岁和四岁，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行的人选似乎是庶长子豪格。豪格在崇德六年已三十三岁，战功卓著，封和硕肃亲王并掌户部，且身为正蓝旗旗主，羽翼已成。相比之下，当时年龄稍长的另外两个皇子，皇四子叶布舒（二十一岁）和皇五子硕塞（十四岁）并无过人之处。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极因为健康问题，不再能负担繁重的政务，因此命豪格与三位叔叔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和武英郡王阿济格一起裁决庶政，四个人决定不了的事情再上报给皇太极处理，充分显示出豪格在众皇子中的突出地位。
但正象他的父亲一样，皇太极在去世之前，并没有明确自己的继承人。这里面的原因，耐人寻味。如果说他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从崇德六年以后，皇太极多次因病大赦、祈福、行猎，乃至最后命四王代行处理庶务，在这种身体状况下，继承人的问题一定常常萦绕于心。立才能突出的豪格为嗣，似乎是当时情况下最好也最显而易见的选择，可是他没有这么作。对多尔衮等人的顾忌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惟其如此，他更应该尽早确定名份，利用自己的权威，帮助豪格站稳脚跟。显然，在继承人的问题上，还有其他的考虑拖住了皇太极的手脚，使他至死未能作出决断。
崇德后宫在帝位之争中的作用
皇太极死后，其异母弟多尔衮与其子豪格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帝位之争，几乎导致火并，而结果却是六岁的福临出人意料地被多尔衮捧上了皇位。这固然是多尔衮审时度势的结果，但福临之所以中选，并得到大多数宗室王公的认可，与他的生母为科尔沁公主，贵为五宫后妃之一，且嫡母中宫皇后哲哲又是他的姑祖母有关。有学者认为，崇德后宫积极参与了帝位之争，从而催生了福临登基这个结果(4)。综观帝位之争的整个过程，这个推断是很有道理的。
在多尔衮与豪格争立之初，后宫并没有置喙余地。但是等双方僵持住以后，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势必开始酝酿，崇德后宫尤其是哲哲作为两黄旗的主母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很值得注目了。皇太极死后第五天，多尔衮亲赴三官庙去探听两黄旗大臣对册立之事的口风，索尼回答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5)。”多尔衮从这个回答中听出了什么呢？首先，他明白了两黄旗绝对不会支持他继位；其次，他也听出两黄旗并无必立豪格之心，所争者只是皇子继位，“必立其一”，保持两黄旗天子亲兵的尊贵地位而已，这与他们之前积极拥立豪格的举动有所不同(6)。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或者就是崇德后宫的干预所致(4)。其实，两黄旗对豪格的支持从一开始就是有条件的。皇太极死后不久，图尔格、索尼等两黄旗八大臣在建议豪格为君时，就同时提出要以福临为太子(7)，可见两黄旗大臣心目中真正的继位人选是福临，只是因为福临年幼，他们才不得已要与豪格作交易。两黄旗大臣对豪格的这种“见外”，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豪格虽为皇子，却长期领正蓝旗，两黄旗大臣对其并没有太深的主仆之谊，更没有其心腹。实际上，当时两黄旗并称“内二旗”，与正蓝旗显有内外只分(7)。如果豪格即位，两黄旗固然仍是天子旗份，但相比之下正蓝旗恐怕会比两黄旗更受尊崇。不过，即使这样，对两黄旗大臣来说，也比多尔衮继位，失去天子亲兵的荣宠地位、更有可能遭到清算要好，这才是他们支持豪格的原因。
多尔衮与豪格的僵持不下，使两黄旗大臣（更有可能是他们背后的崇德后宫）意识到更好的机会摆在面前，没必要和豪格捆得太紧，而应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所以索尼在三官庙没有再坚持立豪格，而只是含混地说必定要立皇子。第二天，“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5)，又在本没有他们发言余地的场合，由索尼和鳌拜带头倡立皇子，甚至以死相威胁，这样的举动，事先恐怕至少得到了身为两黄旗主母的哲哲的默许(4)。机敏过人的多尔衮察觉到了两黄旗大臣的微妙心态，意识到如果自己强行即位，势必与两黄旗和正蓝旗火并，而如果满足两黄旗的愿望，拥立他们心目中的人选为帝（两黄旗属意福临，这个多尔衮闭着眼睛也能猜出来吧，毕竟福临有皇后与庄妃的支持），不但可以在权力分配中掌握主动，更可将两黄旗拉拢过来收为己用，反而孤立豪格的正蓝旗。情况正如多尔衮所料，拥立福临的意见一提出，两黄旗立刻倒戈，以致于后来豪格愤愤不平地说，谭泰、图赖、索尼“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当其亲信表示必是图赖主谋而欲置之“寸磔死”时，他立刻表示赞同，对两黄旗大臣可谓恨之入骨(7)。在随后的摄政时期，许多两黄旗重臣都成了多尔衮的亲信，其中包括谭泰、巩阿岱和锡翰，为效忠多尔衮，他们甚至悔弃了与索尼、图赖和鳌拜共立的“愿生死一处”的盟誓(7)。
福临能够为两黄旗“众望所归”当然不是偶然的，他实际上是中宫皇后哲哲和庄妃布木布泰推出的人选。当时西宫贵妃娜木钟虽然也生有皇子，但却远远无法与哲哲加布木布泰的势力抗衡。哲哲和布木布泰嫁皇太极分别比娜木钟早了二十一年和十年，在满洲已根深叶固，而且姑侄至亲，同心同德，哲哲又是中宫皇后，娜木钟却是只身一人，在后宫名义上的地位虽高于布木布泰，毕竟只是战败来奔的林丹汗福晋，而且她本身出身不高，只是一个头人的女儿(3)，与身为科尔沁公主的布木布泰无法相比。两位皇子背后都有蒙古势力，但科尔沁与满洲的亲密关系远胜过察哈尔，因此有福临的存在，娜木钟的儿子不太可能得到拥戴。此外，当年皇太极有意立布木布泰姐姐的儿子为嗣的事情可能也对两黄旗大臣产生了影响。
皇太极的后妃们虽然不能直接到前台参与议立，却很可能通过两黄旗大臣间接影响了议立的结果。带头包围崇政殿并积极倡立皇子的索尼和鳌拜后来都深得布木布泰的信任与重用，最终在康熙初被委以辅政重任，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吧。在这个过程中，哲哲的身份是个关键因素，但真正出谋划策的一定是布木布泰。布木布泰的才具是无可否认的。同时，她对朝政也很留心。这一点，从她在顺治朝和康熙朝的作为可以得到证明。此外，《清史稿》言“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玄烨）多告而后行”，似乎欲替她否认预政之嫌，归之于玄烨的主动和孝顺，不过倒反而证明她是关心而且干预朝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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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宗实录》。
(2) 金元山、戴鸿义《试论努尔哈赤、皇太极与科尔沁部的联姻关系》。
(3) 姜相顺《清太宗的崇德五宫后妃及其他》。
(4) 参见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另，清人亦多有类似议论，言孝庄胁多尔衮立福临。
(5) 柯绍忞等《清史稿》。
(6) 《世祖实录》载，皇太极死后，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等八人曾往豪格家中议立豪格为君。由于多尔衮在三官庙与索尼谈话后次日，就是崇政殿议立会议的日子，并于当天议定由福临继位，由此知两黄旗大臣议立豪格之事在三官庙事之前。
(7) 参见《世祖实录》。